6月10日我院方昉老师做了主题为“植物恐怖与植物伦理”的讲座。本次讲座由学院副院长张艺宁主持，包括闫建华教授在内等十余位学院教师参与了讲座讨论。

方昉老师先以近日热门电视剧《司藤》为引子，指出剧中女主人公司藤由藤蔓精变而来，具有藤杀的技能，即是一个植物恐怖的例子。所谓植物恐怖，指的是人们在遭遇畸形、怪异或神秘植物时产生惊恐、害怕、畏惧等负面的心理感受或体验。产生植物恐怖的植物必然是带有陌生特质的植物，并具有主观能动性，是叙事的主体，而非静止不动的客体或背景。根据植物对人类的伤害方式，大致可以将植物恐怖分为两类：显性恐怖和隐性恐怖。显性恐怖中，植物以各种方式直接伤人，如毒液、毒刺、毒气、枝条、吸血、嗜肉、寄生等，而在隐形恐怖中，植物则成为恶人的栖息地，或罪恶发生地，有时也充当帮凶的角色。

植物恐怖的发生，归根结底是一种越界行为，这里打破的界限有两层，一为地理界线，二为身体界限。首先，关于地理越界。植物恐怖通常会发生在人类领地和植物领地的交界处，即边缘地带，这种地域的越界是双向的：植物可擅自闯入人类世界，人类亦可踏入或侵犯植物的领地。地域的越界是植物恐怖发生的前提，处于边缘地带意味着将接触未知的危险。地理越界因植物不可控的生长野性具有必然性。

其次，关于身体越界，同样具有双向性：一方面，植物修炼成精之后可幻化成人形，成为植物精怪，这在中国志怪小说中最为常见。另一方面，人类成为植物寄生的寓所，从而异变为半人半植物的怪物，多见于西方科幻小说电影。对比中国的植物精怪和西方的植物怪兽，会发现同为变形植物，两者却有着很大的区别，在发生年代、植物拟人性、对人类的伤害程度和结局等方面均有不同，这与中西方不同的生态渊源有很大的关联。

在很多绘画作品中，亦可见植物与人体纠缠的例子，以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为例，她的作品中多见植物缠绕人体或盘踞人体的画面，最爱的主题是“以（人类）死亡孕育（植物）生命”。意大利画家乔瓦尼·塞冈蒂尼也有一系列以“恶母”为主题的绘画作品，描绘女性被树木死死缠绕的情景。

身体的越界，体现植物的同化和异化，植物恐怖中植物“吃”人，颠覆了人类与植物的等级关系，这其实是对自然平衡的一种重置，以此来修正人类将自己置于自然之外或自然之上的观念。

回溯植物恐怖产生的历史渊源，植物与人类的关系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：第一阶段，两者并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。原始社会信奉万物有灵、万物同源，世间万物皆有神灵，包括树木，这一阶段并无植物恐怖的踪影。第二阶段，开始划分界限。亚里士多德的三段灵魂论，将植物贬为最低级灵魂，人类中心主义开始抬头，植物逐渐被物化和工具化，出现了植物漠视。第三阶段，随着达尔文进化论的提出，和工业革命的产生，两者界限受到挑战，植物是否会进化为恐怖的高级物种袭击人类？另外，古代中国生物向来具有“化”的概念，物种之间的界限并不清晰，也为植物恐怖的发生提供可能。植物从有灵到无灵再有现在学界讨论的是否有灵，我们对植物从敬畏到漠视再到恐怖，其实，归根究底，植物恐怖是一种对未知的压制。真正的恐怖是人类文明社会试图压制或不予承认的那部分东西，对于植物而言，是我们尚未充分了解的植物特性，也就是其模糊性、他异性和神秘性。从伦理意义上来讲，植物恐怖的研究是为了逐渐引发一种针对植物生命的文化态度变化，即从纯粹的工具性态度走向尊重生命的态度。

分享之后，闫老师从生态批评专业角度做了细致的点评和指导，到场的老师们围绕植物恐怖的话题进行了饶有兴趣的探讨，与会人员均表示很有收获。